【品味海州】李邕其人與海州

知悉李邕，先是從他的傳世書跡開始的。李邕（678~747），字泰和，江都（今江蘇揚州）人。曾任北海郡太守，人稱李北海。為人辭烈義邁，剛正不阿，不僅長于詩文，亦工于書法碑頌，文章滿天下，碑板照四裔，在潛心取法王羲之、王獻(xiàn)之的基礎(chǔ)上，加以凝煉發(fā)揮，自成一脈，筆勢剛勁，氣韻沉雄，受到時人推重，在唐代文壇上享有極高的聲譽，昔人評謂“右軍如龍，北海如象”，并被譽為書中仙手。上至朝廷要員，下至天下寺院，都愿以重金請其題寫碑文，“所得潤筆之資，積至百萬”，成了唐代為數(shù)不多的比較富有的書法大家。不僅如此，他“慷慨好義，喜提掖后進(jìn)，助人解難”，對書學(xué)也頗有研究，認(rèn)為“學(xué)我者死，似我者俗”，教育習(xí)書者要結(jié)合自身實際進(jìn)行演練，不可一味臨摹。李邕生平題寫詩文及碑頌甚多，《舊唐書》認(rèn)為“李邕前后撰碑八百首”，只可惜多已失傳，僅有數(shù)卷詩文收錄在《全唐文》及《全唐詩》中，存世碑刻僅有《麓山寺碑》《云麾將軍李思訓(xùn)碑》等，不過，明人輯錄的《李北海集》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李邕的墨寶，這對史學(xué)研究者及書法愛好者無疑是個慰藉。近日在網(wǎng)上漫游，無意間看到了傳世的《麓山寺碑》和《云麾將軍李思訓(xùn)碑》，不禁欣喜若狂而下載，現(xiàn)將有關(guān)內(nèi)容摘要記述。《麓山寺碑》立于唐開元十八年（公元730年），現(xiàn)在湖南長沙岳麓公園，行楷書28行，滿行56字，碑額陽文篆書“麓山寺碑”四字，是李邕行楷的代表作，筆法挺拔，氣勢縱橫，一如五岳之堅不可撼。黃庭堅評其書曰：“氣勢豪逸，真復(fù)奇崛，所恨功力太深耳。少令功損相半，使子敬復(fù)生不過如此。”《云麾將軍李思訓(xùn)碑》，全稱為《唐故云麾將軍右武衛(wèi)大將軍贈秦州都督彭國公謚曰昭公李府君神道并序》，立于唐開元八年（公元720年）六月，行楷書 30行，行70字。此碑書法勁健，凜然有勢。明楊慎在《楊升庵集》中云：“李北海書《云麾將軍碑》為其第一。其融液屈衍纖徐妍溢一法《蘭亭》。但放筆差增其豪，豐體使益其媚，如盧詢下朝，風(fēng)度閑雅，縈轡回策，盡有蘊藉。”二碑均為李邕撰文并書，并稱為李邕的書法杰作。老實說，作為文學(xué)家和書法家，李邕無疑是成功的。但作為政治家，李邕的仕途并不怎么如意。盡管他幼承家學(xué)，聰穎過人，早有文名，并被拜為左拾遺，但不僅未能青云直上，反而屢次遭人誣陷，嘗盡了官場的辛酸。先是因張柬之復(fù)唐事被貶為富州（今廣西昭平）司戶參軍事。后又在左臺殿中侍御史任上行使彈劾之職時，得罪了權(quán)臣岑羲，再貶為舍城縣（今海南省瓊山區(qū)）丞。唐玄宗復(fù)位后，時運更是不濟(jì)，雖說起先擔(dān)任了戶部郎中并擢升御史中丞，但不久又因未能取悅宰相姚崇而左遷括州（今浙江麗水東南）司馬，在復(fù)起擔(dān)任陳州（州治今河南淮陽）刺史后，因睥睨宰相張說，又遭仇人誣以貪贓枉法而下了大獄。多虧孔璋上表代死營救而免于一死，貶為遵化（今河北省遵化市）尉，后又相繼擔(dān)任括、淄（州治今山東淄川）、滑（州治今河南滑縣東）三州刺史和汲郡（州治今河南淇縣）、北海（州治今山東益都）二郡太守。“李北海”之稱，便是由此得來。天寶六年（747年），因“口蜜腹劍”的惡相李林甫羅織罪名，被昏庸的玄宗下詔杖殺，當(dāng)了個冤死鬼。上述史料，大多來自《唐史》《揚州市志·人物》《書法》雜志（1986年第6期）和《辭海·李邕》條。從其中記載的李邕生平來看，找不到與古海州的任何關(guān)系，但一些野史、稗乘及地方古志顯示，李邕不僅出任過海州刺史，還留下了一些與海州相關(guān)的墨寶勒石。成書于宋太平興國年間的《太平廣記》確鑿無疑地指稱李邕任過海州刺史，作為李邕好友的唐代大詩人李白在其《東海有勇婦》一詩中提到了“北海李使君，飛章奏天庭”，詩中的“北海李使君”當(dāng)指李邕無疑。李邕在其所寫的《海州大云寺碑》碑文中也說：“邕來守是邦，偶聞茲事……。”如此看來，李邕出任過海州刺史當(dāng)是不虛。至于李邕出任海州刺史的時間，據(jù)現(xiàn)有史料推測，當(dāng)在唐玄宗開元、天寶年間，確切時間還待考證。關(guān)于李邕這一時期的活動，李洪甫先生曾進(jìn)行過較為翔實的考證，他認(rèn)為，李邕曾游歷過海州最大的廟宇、皇家敕建的大云寺等名山古剎和風(fēng)景名勝，并與住持該寺的新羅人通禪師結(jié)下了深厚的情誼。他于唐開元十一年（723年）將親眼目睹的情況寫成《海州大云寺禪院碑》，并在碑文中記述了通禪師的佛法修養(yǎng)和高潔德行。這篇碑文后來被收入由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與夫君合纂的《金石錄》中。此外李邕在海州期間還留有許多書法杰作，較著名的有《婆羅樹碑》和《孔子顏回贊碑》等，其中《婆羅樹碑》碑高一尺三寸，百三十八行，行八字，行書，存于淮安府衙。后該碑毀于明隆慶年間，由淮安知府陳文燭依據(jù)當(dāng)?shù)厝藚浅卸鞅４娴哪街匦履±丈鲜蔀橐粫r名勒，顯得彌足珍貴。關(guān)于李邕在海州的政績，可備檢索的資料實在不多。《太平廣記·李邕》條中多少反映了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的些許活動。資料顯示，李邕在刺史海州期間，偶遇日本國使率五百人、十條船至海州停泊，船上“載珍貨數(shù)百萬”他便將日本客人安置于館驛，“厚給所須”，但“禁其出入”。午夜時分，李邕下令取走貨物，鑿沉船只。天亮以后，謊稱“昨夜海潮大至，日本國船盡飄失，不知所在。”不明就里的日本國使只好將此奏聞唐朝廷，皇帝敕命李邕再造十艘船，并派水手送日本客人返日。臨行前，李邕對水手們面授機(jī)宜，令其“便宜從事”。水手們在海上航行數(shù)日后，趁日本客人不備“夜盡殺之，遂歸”。不知何故，《唐史》本傳不言李邕任海州刺史，也不曾收錄上述史料。錢大昕在《金石文跋尾》中說，“蓋史失之”。筆者推測，這里有“為尊者諱”的意味。所以，在撰寫本文時，筆者選用了這段史料，目的就是還歷史一個真實。這段史料畢竟出自《太平廣記》，該書為北宋朝廷命編的大型類書，時間上距唐代不算太遠(yuǎn)，加之編者均為皇帝的高級幕僚，采摭、甄別資料自然要方便得多；主編者為北宋的文學(xué)大家，在五代時歷仕后漢、后周兩朝，入宋又累官右仆射、中書侍郎平章事、文明殿學(xué)士，相繼參與編纂《舊五代史》并主編過《太平御覽》《太平廣記》《文苑英華》等卷帙浩繁的典籍，其豐富的閱歷及嚴(yán)謹(jǐn)?shù)闹螌W(xué)精神自然會使其在史料的選擇上慎之又慎；從“做官循謹(jǐn)小心、不以赫赫自稱、而性情和厚，好賓客”等評述來看，其口碑還是不錯的；尤其重要的是李邕又任過海州刺史，也算是朝廷命官，史籍有載，地志有述，事情又涉及唐代朝廷，其可靠程度可見一斑。只錄過失，不計其功，對李邕來說，顯然有失公允。李邕一生，曾多次提掖后進(jìn)、助人解難，有輕財好施的善舉，在搶功諉過的封建時代的官吏中也是難能可貴的。但就其謀財害命這件事來說，他又是令人氣憤和不可饒恕的。但畢竟瑕不掩瑜，總體而言，他的功績還是應(yīng)該得到充分肯定。善與惡、美與丑集于一身，也許就是人無完人的最好詮釋。等到以后有了史料，再行補足，以便還這位封疆大吏一個完整豐滿的形象，從而彌補正史的不足。這無論對地情工作者還是李邕本人都是一個福音。

來源：海州文史資料第五輯